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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市宏兴针织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进出口自营权,专业生产出口中高档单双面针织面料、时装面料、女装面料、针织坯布、双面针织布、单面针织布、罗纹布、圆筒布料等系列产品的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毛圈(巾)布(二线纬衣,三线纬衣,绒布,天鹅绒等)、复合布、衬垫布、大小循环彩条布、无缝圆筒布(门幅5英寸-40英寸)、提花布、网眼布、汗布、 棉毛布等, 采用丝、毛、麻、棉、晴、涤、植物纤维(天丝,大豆,树脂,莫代尔等)和各种混纺原料,远销韩国、日本和欧美等国家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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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1956年


更新时间:2021-11-26  浏览刺次数:


  1956年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拐点。在此之前,各少数民族地区作协分会绝大部分尚未成立,少数民族文学也未得到中国文艺界领导层与主流文学界的注意。1955年5月召开的少数民族作家座谈会,使文艺界对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接纳。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老舍作《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该报告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1949—1955年这六年间,除中国作协贵州分会、中国作协辽宁分会外各少数民族地区作协分会尚未成立,各民族间语言、文字不通,作家对外交流和内部学习提升机会都少。这一阶段,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才刚刚展开,口传文学的魅力处于被埋没状态。这时,民族识别工作也未完成,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认,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也没有出现引人注目的大作家和大作品。总体看,少数民族文学在这段时间还没有得到中国文艺界领导层和主流学界注意,只是将之作为政治团结和文学普及工作的对象而已。1956年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文艺报》1956年第1期(1月15日出版)刊登漫画《万象更新图》,该画由丁聪、方成、叶浅予、米谷、华君武等创作,共4个16开版面,将当时文坛的95位文艺工作者按地位、创作题材类型等进行排列。位列其中的少数民族作家有老舍(满族)、李准(蒙古族)、玛拉沁夫(蒙古族)、舒群(满族)、马加(满族)、韦其麟(壮族)、铁依甫江(维吾尔族)、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孜牙(维吾尔族)九位。其中,老舍和李准分散在汉族作家当中,后七位集中在少数民族作家阵营。可见老舍和李准在当时并未被当作少数民族作家看待。少数民族作家阵营中的七位作家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下:

  玛拉沁夫(1930—),蒙古族。《人民文学》1952年第一期以头条位置刊发其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文学界影响很大。随后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1955年年初,玛拉沁夫给作协领导茅盾、周扬、丁玲等写信为少数民族文学呼吁,引起作协主席团的极大重视,并于1955年5月邀请部分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到北京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对形成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具有重要影响。1玛拉本人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1955年11月,小说集《春的喜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舒群(1913—1989),满族。时为北京作家协会专职作家,曾接替丁玲任《解放日报》第四版主编,曾任延安鲁艺文学系主任、东北大学副校长、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东北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协秘书长等。出版《没有祖国的孩子》(短篇小说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老兵》(中篇小说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西线随征记》(报告文学集,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海的彼岸》(短篇小说集,烽火出版社1940年)、《秘密的故事》(中篇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崔毅》(短篇小说集,东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我的女教师》(短篇小说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54年)等作品。

  马加(1910—2004),满族。时任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出版作品《登基前后》(长篇小说,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滹沱河流域(上下册)》(长篇小说,作家书屋1947年)、《江山村十日》(中篇小说集,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双龙河》(短篇小说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开不败的花朵》(中篇小说,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在祖国的东方》(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1955年)、《新生的光辉》(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等。

  韦其麟(1935—),壮族,1953年考取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分配至广西民族学院工作。后调入广西文联,参与《广西壮族文学》的编写工作。其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于1955年6月在《长江文艺》发表,《人民文学》7月号转载,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55年在北京参加少数民族作家座谈会。

  铁依甫江(1930—1989),维吾尔族。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以爱国主义诗歌创作为主,“以真挚热烈的情感讴歌了我们的党、领袖、国家、时代、人民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与新生活”2。出版诗集《东方之歌》(1951年)等。1955年在北京参加少数民族作家座谈会。

  纳•赛音朝克图(1914—1973),蒙古族,蒙古族著名诗人,出版诗集《我们雄壮的呼声》(1955年)、《幸福和友谊》(作家出版社1956年)等。1955年在北京参加少数民族作家座谈会。

  漫画同时配以袁鹰、马铁丁、袁水拍所作的解说诗《作家们,掀起一个创作的高潮》,其中专门为少数民族文学设一节如下: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第一次集中、隆重地推出少数民族作家。1955年5月召开少数民族作家座谈会,使文艺界对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接纳,是这次漫画中少数民族作家集中出镜的直接原因。

  1955年1月20日,玛拉沁夫给作协领导茅盾、周扬、丁玲写信,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中国作家协会是各民族作家统一的组织。为了发展我国的多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协会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少数民族作家与作品,发展少数民族会员,扶助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该信“引起主席团极大的重视。在第九次常务办公会议上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学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并作出初步决定:在本年四月间召集各少数民族作家举行一次会谈,以便向第二次理事会提出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建议”4。1955年5月13日至20日,中国作家协会即组织侗、壮、彝、蒙、苗、东乡、维吾尔、朝鲜八个少数民族的11位作家和两位熟悉少数民族文学的汉族文学工作者召开座谈会,当时较著名的作家如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李乔、韦其麟、铁依甫江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国家民委、中央民院、《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单位列席了会议。据玛拉沁夫回忆,这次会上作家们“介绍本民族古典、民间和现在的文学情况,许多民族作家都用本民族语言发言,还得翻译,所以那次会开得很长……”5会议由老舍主持,“他对兄弟民族文学宝藏的丰富,表示了极大的惊喜。这是祖国文学宝库中的共同财富,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引为骄傲!”6会后,老舍表态:与会作家们提出的意见“都将尽量归纳到向第二次理事会所提出的报告中去,并希望在报告写成以后,与会同志都能在理事会开会之前先期到京,对报告草稿进行审查、讨论。对于与会同志向作协所提出的每一项要求,他表示都将予以慎重考虑,并作出一定的措施……”7由此可见这次座谈会与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之间的关系。

  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老舍作《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该报告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甲、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该部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分布及各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的历史、现状作了总体概览。《格斯尔》《江格尔》《阿诗玛》等口传文学作品得到详细介绍。

  乙、开展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包括文献和口传两部分,重点谈口传文学收集、整理的原则、方法。如口传文学整理最好就地进行,便于讨论和处理所碰到的问题;整理过程中不随便添补;慎重对待“异文”等。

  丙、翻译问题。“翻译是个关键问题,没有翻译,就没有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将翻译分为民译汉、汉译民、和各民族互译三类,认为当前特别需要加强汉译民工作,“以便吸取先进经验”。“关于兄弟民族互译文学遗产和现代作品,在今天的情况下,大概须以汉文为媒介——譬如汉译的苗族文学,又被蒙族由汉文译为蒙文等等。”各民族文学翻译、交流问题的复杂性可见一斑。鉴于当时我国翻译人才的稀缺和各项配套设施缺乏,报告提出:“内蒙古的翻译工作者从事翻译的时候,可以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朝鲜族的也可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学习。”

  丁、创作问题。这部分主要谈了创作语言的选择、作家培养和创作中应克服猎奇心理三个问题。语言选择上,报告鼓励母语创作,同时分析了母语创作在稿酬、出版和销售方面存在的困境。当时能意识到这一点难能可贵,但报告没有提出解决途径。作家培养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重要主题,除了常规的培养方式外,少数民族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报告认为“对没有文字的民族,一方面应注意帮助民间的歌手,创作口头文学,一方面应培养能以汉文写作的青年”,“组织汉族作家去为兄弟民族服务,仍不失为过渡的好办法”9。

  己、具体措施包括:搜集、整理、翻译民族文学作品;吸收少数民族作家入会;出版少数民族作品;选拔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至讲习所学习;成立少数民族分会;创办刊物等八个方面来具体实施。

  1956年,《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几乎同时在《人民日报》(1956年3月20日)和《文艺报》(1956年3月25日第5—6期合刊)上刊发,影响广泛。各条措施被整合进《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并得到相当程度的落实。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根据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和《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精神,1956年相继成立中国作协昆明分会、内蒙古分会和延边分会,1957年成立中国作协新疆分会,1958年成立中国作协广西分会,1960年成立中国作协青海分会,宁夏分会和西藏分会分别于1979年、1981年成立,再加上1953年成立的中国作协贵州分会、1955年成立的中国作协辽宁分会,少数民族作家基本进入国家统一的组织管理系统。自第三次“文代会”始,各少数民族作家即由当地作协统一组织,开始成规模地参与此后的历届文代会。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后,陆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创办的文学刊物有《天山》(新疆,汉文,1956年创刊)、《边疆文艺》(云南,汉文,1956年创刊)、《青海湖》(青海,汉文,1956年创刊)、《四川文学》(四川,汉文,1956年创刊)、《启明星》(新疆,蒙古文,1957年创刊)、《朔方》(宁夏,汉文,1959年创刊)等。这些刊物立足本土文学和民族文学,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以新疆的《天山》为例,该刊创刊号明确阐明自己的办刊任务是:“以最大的努力来繁荣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创作事业,让璀璨的文学之花开遍全国。”10其具体办刊实际是:“当时文联党组书记刘萧无和刊物主编王玉胡,都很重视兄弟民族文学,明确提出新疆文艺工作的重点是繁荣兄弟民族文艺,并提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高度来认识。那时没有汉译民的刊物,《天山》把开展各民族文学交流作为己任,每期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篇幅翻译介绍兄弟民族当代文学、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的优秀作品。”11

  另外,1956年以前创刊的部分民族地区期刊,也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后纷纷更名改版,向本土化和民族化转向。如《内蒙古文艺》1956年12月停刊,1957年4月更名为《草原》正式出版,由“综合性的通俗的群众文艺刊物”改版为专门的文学期刊。此后,该刊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刊发了大量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文学作品,其中《在茫茫的草原上》《狂欢之歌》《生命的礼花》等作品已经进入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谱系。贵州的《山花》也有相似经历。《山花》杂志的前身是贵阳《新黔日报》副刊《新黔文艺》,1950年1月创刊,1950年7月更名为《贵州文艺》。1957年1月,《贵州文艺》正式更名为《山花》,突出“民族色彩和地方特点”,成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的重要阵地。12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精神影响下,1956年年底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也特别重视少数民族文学问题。这次会议提出,“过去,在汉文文学刊物上介绍兄弟民族的作品,正如会上有的同志所批评的那样,是做得十分不够的。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所有汉文文学刊物的注意,一致认为汉文的文学刊物对于介绍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并且希望每个汉文文学刊物每一、二期至少要发表一篇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13。如陕西的《延河》即在1956年11月推出“兄弟民族文学专号”,用整期的篇幅刊发了维吾尔、哈萨克、蒙、藏、回等民族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和民间文学。

  上述期刊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和扶持,与原有民文期刊《塔里木》(新疆,维吾尔文,1951年创刊)、《延边文学》(吉林,朝文,1951年创刊)、《曙光》(新疆,哈萨克文,1953年创刊)、《花的原野》(内蒙古,蒙文,1955年创刊)等一起,促成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次繁荣。

  (三)促成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编写,少数民族文学由此进入国家知识谱系。

  为落实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具体措施”第一条,《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在“关于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学”中要求:“有计划地进行对各兄弟民族的文学遗产,包括口头文学、民间传说等搜集整理工作。作家协会各创作刊物应经常发表经过整理的各兄弟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和关于这类作品的研究文章。”141958年7月17日,由中宣部出面、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具体组织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编写工作会议,由此开始了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浩大的少数民族文学修史工程。据贾芝文章,“1956年3月,老舍先生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会前他听取六个民族地区的代表座谈的意见,报告中强调了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这次报告对后来开展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那时,有的地方作家协会也参加了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如云南搜集民间文学较早,就是由云南作协开始发动的”15。少数民族文学修史工程历经族别文学史、各民族文学关系史和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几个阶段,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作家制度建设是1949年后新政权建构文学体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通过各种组织制度和劳动纪律对‘文学队伍’进行管理,通过利益分配、奖惩制度维持作家群体的内部秩序;另一方面通过培养符合意识形态需求的新作家来建设‘新的文艺大军’,企图以此进行作家群体的更替和换代,实现‘文艺队伍’的新陈代谢,从根基上保证‘文艺队伍’内部的逐步净化和纯洁。”16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第1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初步意见》,要求参会成员“以作家协会会员以外的青年文学创作者为主,特别应注意吸收工厂、部队、农村、学校、机关等单位中有创作才能的业余青年作者,以及少数民族中的青年作者和各报刊的青年文艺记者”17。1956年3月15-29日,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特•达木林(蒙古族)、巴•布林贝赫(蒙古族)、扎拉嘎胡(蒙古族)、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维吾尔族)、巴图宝音(达斡尔族)、任镐(原名任晓远,朝鲜族)、李根全(朝鲜族)、阿不都克里木•霍加(维吾尔族)、敖徳斯尔(蒙古族)、哈宽贵(回族)、黄凤龙(朝鲜族)、蒙光朝(壮族)、丹正贡布(藏族)、李敬信(满族)等数十位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了这次会议。

  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是新疆青年作家代表团团长,他在会上发言介绍了新疆各族作家的创作情况,谈到本次会议中茅盾、老舍等文坛前辈的讲话鼓舞了自己,给自己提供了宝贵经验,苏联作家西蒙•巴巴耶夫斯基的讲话感动了青年作家们,认为会议提高了作家们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同时表态,新疆代表团回家乡后,将及时传达会议精神,下决心共同努力,在文学创作上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来。18

  任镐在大会上发言认为,茅盾的报告告诉我们艺术事业没有捷径可走,要靠“作者人生观的深度和他的包罗生活现象的广度”来解决。胡克实、公木、臧克家、沙鸥等的发言让自己痛感缺乏对生活的主流和事物的本质理解。这次参会总体让作家意识到自己思想修养、艺术修养都差得远,作品缺乏生活气息,语言枯燥等。应该努力搜集和整理学习朝鲜族人民的民族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长期地、无条件地到火热的斗争中区,深深地扎下根,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锻炼自己,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艺术修养,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献出全部的青春力量。19

  1956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开学。第三期招收的是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留下来的60余名学员,其中少数民族学员有乌兰巴干(蒙古族)、特•达木林(蒙古族)、任镐(原名任晓远,朝鲜族)、依斯提五(哈萨克族)、朋斯克(蒙古族)、热黑木(维吾尔族)和敖德斯尔(蒙古族)等。学习时间是1956年4月至8月。虽然时间不长,但学员们受益较大。

  乌兰巴干在文讲所培训期间正在创作长篇小说《草原烽火》,1959年出版后影响很大。该期学员朋斯克说,“一九五五年秋到一九六〇年冬在《内蒙古日报》《科尔沁报》《红山水库报》任编辑和记者期间,组织上先后保送我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学习深造,这才使我较系统地接触到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在这段期间内,我写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20朋斯克长期从事刊物编辑工作,曾任内蒙古文联《草原》副主编,致力于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朝鲜族作家任晓远也是第三期的学员,他回忆,“一九五六年三月,我荣幸地出席了全国文学创作大会,同年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学习班。在学习期间,听到了郭沫若以及茅盾、冯雪峰、赵树理、周扬、俊青、臧克家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讲课,受到具体的指导。这在我的创作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的诗歌创作又有了新意,抒情的色彩比较浓了……”21后任晓远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延边分会主席,为当地朝鲜族作家的培养做了许多工作。

  特•达木林1952年被借调到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与玛拉沁夫、海默等合作将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成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并进入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习。此后,达木林除文学创作和翻译外先后任《内蒙古文艺》编辑部主任、《花的原野》与《草原》副主编和主编。1980年调北京协助创办《民族文学》杂志并任编辑部主任。苗族作家伍略与达木林是《民族文学》编辑部的同事,据其回忆,“本来内蒙在京居家的人不少,但不知何以从内蒙到京来办事的人都喜欢来找老达,尤其是文学界的朋友。而这些文友们来了,常常是带着稿子来修改,有的住上三五天,有的则住上十天半月乃至更多的时间。每逢这种情况,老达不但除了给这些文友们再铺上一张床外,还把自己的桌子也让给文友们使用,自己就转到编辑部的大办公室去,甚至为了使这些文友们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和更好集中精力来改稿,他连自己的午休也安置到大办公室的沙发上,困上一阵起来又继续看稿改稿,晚上才回到那小屋里去睡觉”22。特•达木林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辛勤的园丁,以《内蒙古文艺》《花的原野》《草原》和《民族文学》为阵地,呕心沥血经营着一个又一个少数民族作家,这甚至成为他生命的本能和人生的信条。1985年,达木林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副主任,仍分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可以说达木林的一生都在为少数民族文学做奉献。

  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是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一环,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应时举办了第四期文艺编辑班。1956 年 7 月,文讲所发出“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招收文艺编辑训练班学员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

  学员条件为:具有三年以上编辑工作经验的中央文艺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地方文艺报刊、出版社的编辑组长以上的干部,文化程度要求高中毕业以上。23

  第四期共录取 103 人,1957年10月入学。这期有少数民族学员李鸣高(侗族)、金仁俊(朝鲜族)、崔亨东(朝鲜族)、阿里玛斯(维吾尔族)、阿拉贡(哈萨克族),学习时间是1956年10月至1957年6月。第四期的学习特点是学习作品与学习评论相结合,如学习鲁迅的杂文同时研读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评论,研究果戈里的《死魂灵》同时学习别林斯基的有关评论等。这期还邀请了一些做文学编辑工作的老前辈,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如何办期刊的。

  文学讲习所第三、四两期学习时间短,类似于短训班,但给学员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著名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是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他认为,就是这短短的三个月,“增强了我从事文学事业的信念,在我一生的文学生涯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44年后他深情回忆:

  在我们那一期人数不多的学员中就有蒙古族青年作者达木林、朋斯克、乌兰巴干和我。朝鲜族有任镐(任晓远),还有一位维吾尔族青年。后来我们那期学员中产生了不少优秀诗人、作家和编辑,比如流沙河、梁信、吉学沛、阎遥莲等等……文学讲习所后来更名为鲁迅文学院,只有一个很小的院子,然而它是中国各民族作家成长的摇篮。各民族作家带着自己对文学的向往,一批批聚集在这里,互相切磋砥砺,探求文学奥秘。25

  1956年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份,特别是本年度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和老舍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对少数民族文学了产生广泛影响。此后,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各项制度建设全面展开,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迎来第一次繁荣。

  [本文为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视野中的作协会议研究”、湖南省社科基金“湖南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8YBA379)的阶段性成果]

  1 《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学——玛拉沁夫同志致本会信》(1月20日)及作协的回信(3月12日)见《作家通讯》第12期(1954年4月号)。

  2 夏冠洲、阿扎提•苏里坦、艾光辉:《新疆当代文学史:诗歌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3 袁鹰、马铁丁、袁水拍:《作家们,掀起一个创作的高潮!——“万象更新图”解说诗》,《文艺报》1956年第1期。

  4 《本会主席团常务办公会议纪要》,《作家通讯》第12期(1954年4月号)。

  5 玛拉沁夫:《“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新港》1979年第5期。

  6 7 陈敏谊:《记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作家通迅》1955年6月号。

  8 以下六方面的内容参见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中国作家协会编《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3-71页。

  9 以组织汉族作家写少数民族题材的方式培养少数民族作家这一思路影响深远。《人民文学》即刊发了大量该类作品,因而袁向东将这类作品也归入少数民族文学范畴。参见袁向东《民族文学的建构——以〈人民文学〉(1949—1966年)为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 陈柏中:《我与〈中国西部文学〉》,《中国西部文学》1996年第10期。

  12 陈祖君: 《汉语文学期刊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188页。

  13 《文艺报》记者:《办好文学期刊,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记“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文艺报》1956第23期。

  14 《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中国作家协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3页。

  15 《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民间文学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11页。

  16 王秀涛:《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南京大学2011年度博士论文。

  17 《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筹备委员会名单》,《作家通迅》1955年7月号。

  18 《提依甫江•艾里耶夫的发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371-374页。

  19 《任镐的发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375-377页。

  20 朋斯克:《朋斯克自传》,《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吴重阳、陶立璠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页。

  21 任晓远:《任晓远自传》,《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吴重阳、陶立璠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23 江浩:《落日:草原上最后的谒语——追忆我的老师特•达木林》,《民族文学》1996年第8期。

  24 参见《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同学录》,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1985年11月编,第5页。